抗日战争初期，日军由多兵种部队编组的旅，被翻译成中文的什么名词？可能绝大部分读者都想不到——“杂种旅”。然而，把“杂种旅”改译为“混成旅”一词的人，就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元帅。
我有幸为刘帅写传记，是1979年7月。当时，我刚刚调到政治学院当校刊编辑，是副教育长马载尧找我谈话的。他说：“刚才，刘帅夫人汪荣华（时任刘帅秘书）给林浩院长打电话，要调你到刘帅传记编写组，林院长委托我和你谈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我刚刚到校刊工作，板凳还没坐热……”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调你去为刘帅写传记，是首长和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写传记，你了解到、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政治学院多得多！你要是没有特殊困难，准备一下，过了‘八一’，就去向汪荣华报到。”看来，这是让我无条件服从了。
确如马副教育长所说，我通过参加《传》编写组，领略了刘帅高超的指挥艺术、非凡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以及他坚定的意志和幽默的语言,这些使我学之无尽,受益终生。对于马副教育长的点拨，我至今铭感无既！
我向汪秘书报到后，老人家分配我收集刘帅青少年时代的事迹。我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被刘帅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深深感动。而令我感触更深的，还是他到苏联留学的事迹。
我收集资料，是1980年从拜访刘帅在苏联学习时的几位老同学开始的。他们是：屈武、王智涛、吉合（原名田德修）、陈林、严伯修。当年，几位老前辈的记忆力都很好，也很健谈。记得我拜访83岁的屈武将军时，他亲自送我下楼，我要搀扶他。他说不用，边说边健步走下楼梯，我追上老人时，已经到了楼门口……
可能有读者要问，你们直接问问刘帅，不是更方便、更准确吗？这正是我们编写组的遗憾，因刘帅自1972年双目失明之后，健康状况日下，到1973年就失去了思维能力。所幸，汪秘书当时送给我一张刘帅在苏联学习时的合影，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刘帅在苏联留学时的照片。
依据刘帅这几位老同学的回忆，我查找了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资料，1981年写了《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二三事》一文,文中介绍了他留学苏联的事迹。甘肃省等几家广播电台播送过此文，被收入《回忆录（第一集）》，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此后，刘帅在苏联留学的故事，就广为传播。于是就有人剽窃，可又不懂俄语，把刘帅练习读俄文字母“P”时发出的“噜噜——”，错写为“咳咳——”。甚至还有人增添了“花絮”，说什么：“暑假时，踏着皑皑白雪，怀里抱着面包，走回高级步校。”一说到苏联，这个剽窃者就想到冷：夏天的莫斯科也是冰天雪地……
如今，刘帅留学苏联时的同窗，以及和我一起拜访他们的王文治、王济民也已作古，了解第一手资料的只剩我一人，也到了耄耋之年。为不再以讹传讹，给读者提供真实准确的历史信息，就成为我有生之年的责任。
1926年冬，和杨闇公、朱德等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向四川反动军阀刘湘等部发起进攻。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继续指挥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的入党介绍人、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又名尚述、尚达，四哥）等惨遭杀害。
图左图：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排左下戴墨镜者）和校友们在莫斯科郊外留影；右图：局部放大图
1927年7月，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参谋团参谋长。
南昌起义失利后，中央决定派等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和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登上一艘苏联货船，驶抵海参崴上岸，住在旅馆里，等候了约一个星期，第三国际派人迎接，转乘火车，行驶了七天七夜，才到达莫斯科，临时住在炮兵学校。
北伐战争前夕，冯玉祥的西北军选派到基辅卡米涅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的青年军官，就有40多人。其中有刘英（原名马宗显，又名张英）、师希德（又名师哲）、王智涛、田德修、党秉文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从上海工人与河南“红枪会”的农民中选派了一批骨干，到莫斯科学习军事，参加共产国际组织的军事野营训练。王智涛、田德修、党秉文等被调去担任军事训练的排长，野营训练结束后，他们转入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与此同时，傅钟、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李特、陈昌浩等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朱瑞、郭化若、熊惕辛等入炮兵学校学习；刘云、常乾坤、王弼等分别学习航空和机械专业。
1928年秋，在东方大学军事班和高级步兵学校第2班学习的学员，也转到莫斯科步兵学校，编成中国连。其中有黄秋青、方复生、李修业、万永诚、罗绍、林凯等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又陆续从工人和红军干部中选派骨干到高级步兵学校和其他学校学习。
在莫斯科城东北角，有个叫弗尔道渥（Фордово）的地方，十月革命后改称“红色兵营”（КрасНаЯ каэарма） 。这里就是苏联红军军官的摇篮——高级步兵学校（Высщи·стрелские курсы）校址。
这所军校，是按照列宁的指示，于1918年11月21日，以俄军奥朗宁巴乌姆步兵军官学校为基础创办的，称为“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步兵学校”。在苏联国内战争年代，高级步兵学校为苏联红军输送了数千名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该校继续培训红军指挥员，并于1921年改称“第三国际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步兵战斗学校”，1924年，又改称“共产国际高级步校工农红军指挥人员步兵战术进修班”。
这所军校,在苏联红军内享有较高的声誉。苏联国内战争以后，该校编写和出版了数百部战术、射击学和指导部队训练的著作及教学参考书；还试制出多种新式步兵武器的样品。该校许多毕业生后来分别担任了师、军、集团军及方面军的指挥官，成为苏军的骨干。其中有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铁木辛哥，以及空军主帅韦尔希宁等。
在校时，校长是斯莫林上将。课程有战术、兵器学、地形学、炮兵、工兵，联共党史、政治工作、政治经济学，以及俄文、几何、三角等。除课堂授课外，还有队列、射击、投弹、马术和野外攻防演习等等。
中国学员于1927年冬入学后，编成了一个中国连，下分三个排。连长是朝鲜人，排长是王智涛、田德修和彭文畅。
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取名“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Борис Иван ович Афанасb eв），编在第16班。这个班都是中国学员，其中的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唐赤英为支部书记，、张西林、陈林为支部委员。
学校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在开学后的一个晚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首先由校政治委员米哈伊罗夫中将致欢迎词，他说：“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
戴着浅蓝色眼镜，身穿苏联红军军服，肩章上缀着两枚闪光的棱形徽章——这是苏联红军将领的标志，在掌声中登上讲台，代表10多名一起入学的中国学员致答谢词。他对校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之后，表情坚毅地说：“我国的革命事业暂时遭受了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在异国他乡求学，语言不通，是寸步难行的。第16班这30来名中国学员都不懂俄语，也就是说，他们需要通过翻译聆听教员讲课。这样，既费时间又影响教学效果。尤其是军事工程方面的名词术语，如“胸墙”“背墙”等等，有时连专职翻译人员都感到头痛，更不必说初学俄语的了。总之，要想学好步校的必修课，俄语便是这些中国学员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有一次，独自到商店买盛食品的小饭盆儿，尽管他事先学了相关的几句俄语，但一到商店就结结巴巴地说走了调，结果捧了个小脸盆回来。
又一次，学校搞野外训练。当学员们前进到一个村庄时，一位中国学员用生硬的“俄语”询问村民该村庄的名称。那位村民听不懂他讲的“俄语”，便耸了耸肩膀，说：“听不懂，听不懂。”当前进到另一个村庄时，那位学员又向村民打听村名，得到的回答还是“听不懂，听不懂。”于是，这位学员便误认为这两个村庄的村名就叫“大不懂村”和“小不懂村”。在他所写的作战文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行文：“××部队在‘大不懂村’与‘小不懂村’之间运动……”
学外语，是同学中最困难的一位。这是因为他年龄最大，35岁了，已经超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段。何况他到苏联之前，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加上又是四川人，学俄语发音就更困难些。
在困难面前，首先考虑的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他想，祖国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无数战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己遇到的无非就是俄语这一关，如果拿出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精神，还能攻不下来吗！所以，他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听懂苏联教员讲课，就拿出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精神，拼命地学习俄语。
和一样，第16班的同学们学习俄语都非常用功。可是，学习条件却并不理想，甚至连一本俄华字典都没有找到。有的同学便想办法找来了日本出版的《露和辞典》。这是俄日字典，懂日文的同学就拿这本字典当作参考书。此外，第16班还请来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中国，当他们学俄语的辅导老师。
不会日语，所以《露和辞典》帮不了他的忙。他的办法，就是在课下多请教那位图书馆的辅导老师，按照老师的建议，先学习一些必要的生活和课堂用语，同时学习步校的俄语课本，然后再找一些容易看懂的俄文小说来读。
对待学习上的困难，如同对待敌军的阵地一般，先攻最难的，然后再各个击破之。比如，在俄文字母里，“P”这个字母，因为要卷舌，连续发音，就是“打嘟噜”，这对于初学俄文的人来说是最难的。在刚开始学习字母的那几天，从早到晚，一有空就在操场、墙角或其他无人的地方，练习这个“P”字。
起初，同学们还以为他病了，躲在一边儿咳嗽，跑到眼前，才听到他是在练习读“p——”“p——”
说：“这个字母，我发出来的声音难听，怕你们听见倒胃口，才找到这个墙角呀！”说完，和同学们一起大笑起来。
平时，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一点课余时间，他就坐在教室或宿舍里背单词、记语法、写笔记。看书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窝磨痛了，他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来，再接着看。晚上，同学们熄灯就寝后，他还独自在走廊的灯光下，默诵着单词……
他在学习中碰到不懂的地方，总是很虚心地向比他小好几岁、甚至十来岁的同学请教。有时，其他班的中国同学来看他，见他做翻译练习很吃力，就对他说：“你先休息休息，这一段我们替你翻翻吧。”却回答说：“老弟，这个还得自己学着翻，别人代替不了哟。”
后来常对子女讲起他在苏联学习的事，说：“那时，在学习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咋个办？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地学，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就学百遍。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努力学习。”
当年的几位同学回忆说：伯承虽然年龄较长，视力又欠佳，可是，他比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同学用功得多，不但严守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而且还坚持起早锻炼。莫斯科冬季早晨的气温常常是零下十几度，他仍然坚持。我们常常发现，他在我们去操场之前，早已在那里朗读俄语。他说，这样做，第一不妨碍别人的安宁，第二早上空气新鲜，容易记忆，这是学习外语的好窍门。
他除自备单词小本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写满生词，边走路边看，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背诵单词，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他认为，如果不利用上厕所的时间背诵，就是浪费。
星期日，除洗澡外（当时学员宿舍尚无洗浴设备），他很少外出，几乎整天在念俄语。他常说，只有把俄语学好，才能自己阅读原文书籍，才能更多地学到东西，才能更快地充实自己。因此，他比我们学得要好一些。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的俄语成绩显著提高。他的口语虽然差一点儿，但阅读和翻译能力，在第16班是最好的，在全校的中国学员中也是第一流的。
这时心情很激动，于1928年春天，提笔给曾经跟随他参加泸顺起义的川军旧友王尔常写了一封信，王一直珍藏着，在《传》编写组成立后，献给了编写组。笔者在编写组里负责保管资料,有缘得以亲见刘帅50多年前的笔迹。信中写道：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早年读过私塾、汉西书院，在开县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夔府（今重庆市奉节县）官立中学不久，便因父亲病逝被迫辍学。后又考入重庆蜀军将校学堂（后改称将弁学堂），只学过国文和初等数学，对于几何、三角学知识，这就得从头开始。
在苏联军校学到的几何、三角知识，在他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时，就派上了用场。身边的参谋人员，经常看到他用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画着直线、三角和圆圈。他运用这些知识，研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规律，根据侦察情报，分析各路日军从驻地出发，进击我军的路线、距离和行军时间，从而找出“利害变换线”，计算跳出日军包围圈的最佳地点和时间。就这样，他和率领一二九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高级步校开设的课程是比较多的，教学、生活十分紧张。教员每天大约讲授5个课时。一般是上午10点讲课，12点下课；下午2点上课，5点下课。后来，又增加了晚自习。
从辛亥革命到讨袁、护国、护法、讨贼战争；从担任泸州、顺庆起义总指挥，到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戎马生涯15年，长期的战斗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痕，每当天气变化，就会隐隐作痛。即便如此，每天一早，和年轻的学员们一样，穿上军大衣和皮靴出操。出操的内容是按《步兵操典》的要求，学习做各种队列动作。在完成了学校规定的课程外，每晚就寝之前，他还坚持做一套“八段锦”，再练习一阵儿双杠。
校长斯莫林上将治校很严，规定在教员提问时，学员必须起立回答，如果回答不正确或不完整，就不能坐下，只有在其他学员回答正确时，教员让他复述一遍正确答案后，才允许他坐下。不论苏联学员，还是外国留学生，一律如此，不留面子。学员把这种惩罚叫“亮相”。虽为将军级学员，也毫不例外地被“亮”了几次。但是，他把被“亮相”当作学习的鞭策，付出了比年轻同学更多的努力。
自从攻克了俄语关之后，如虎添翼，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勤奋攻读，不畏困难，各门课程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只有射击课例外，那是因为他失去了右眼的缘故。
说起失去右眼，还是护国之役中的事。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称帝，改国号为“”。25日，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发动了讨袁护国之役。
已经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在川东揭竿而起，组建了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于长江沿岸阻击袁军。在1916年的丰都战斗中，24岁的指挥部队攻城，被连中两弹:一弹擦颅顶而过，一弹从右侧太阳穴打入，从右眼穿出，不幸失去右眼球，经手术后，安装了假眼球。此后，玻璃眼球的摩擦，经常使眼窝发炎、肿痛。这种苦痛，伴随了的一生。
本来，学校对于这样的高级将领，并不要求他们的枪法有多准，只是在进行实弹射击时，跟其他学员一起打打枪，熟悉一下各种步兵武器的性能也就可以了。然而，却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对年轻的同学们说：“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枪打不准怎么行呢？”他将伤痛置之度外，从未放松射击课的训练。
开始进行实弹射击时，他因不习惯用左眼瞄准，连靶子也打不中。于是，他就刻苦地练习用左眼瞄准、左手击发。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他的步枪和手枪射击成绩都很有起色，虽然环数还不高，但基本上每轮射击都能中靶了。在期末的射击考核时，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绩。
笔者拜访在高级步兵学校的几位同学时，他们都说：他虽然是红军的高级将领，但却平易近人，很谦虚。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把他当作老大哥。但他却从不以老大哥自居，可又像老大哥那样关心同学。他讲话诙谐幽默，常常使同学们发笑，一天训练的劳累也就随之消散了。
1928年6月，接到中央通知，于18日至7月11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有十几名中国留学生担任口译和笔译工作。
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译兹韦尼哥罗德）的一座乡间别墅。“塞列布若耶”的俄文原意是“银色别墅”。
大会的议题是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题为《中国革命与的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题为《中国革命与》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的报告。
7月3日，作了军事副报告，题为《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分为5个问题：
1.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2.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和必然的崩溃；3.军阀军队的成分与其一般的情形；4.对军阀军队的工作；5.党员军事化。
在这些问题中，他深入分析了中国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和本质，详尽阐述了开展兵运工作的意义、方针和办法。他认为，通过“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就是说，建设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呼吁全党：“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
为认真总结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会上成立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被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
7月7日，作了题为《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向大会介绍了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并就起义的经验教训，总结了4项“根本上的弱点”和8条“行动上的错误”。
4项根本上的弱点是：在起义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上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
8条行动上的错误是：党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量有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才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
这些意见，反映了当时对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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